“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这是唐代沈佺期的两句诗，虽然意境与我无涉，但有时又觉得此诗是为我而写，因为我正好当兵十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辽阳。
一
3月的一个夜晚，我和同县的一批新兵经过两天行程，从河南来到驻辽宁辽阳某炮兵部队。东北正是春寒料峭时。自此，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校园步入军营，行止作息将随号令行事。
我入伍之时，有的同龄人已经当了两三年兵，且已小有成绩。那一年，有几件国家大事颇值记忆：一是上海浦东大开发正式启动;二是中国大陆兴建最早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三是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四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当时正值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之际，我们的综合国力在日益提升。
我们这批人到达军营时，有些新战友已经来了半个月。新兵们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共同科目训练，学习队列、投弹、射击，进行体能训练、政治学习和日常生活养成。虽然来得晚，军事训练并未让我作难，很快就跟上了，这得益于高中时所受的军训;我在政治学习方面也比较好，所写的学习心得经常被贴到连队的学习园地，或被选发到黑板报上。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不胜苦恼，就是叠被子(我们称为叠内务)。这软绵绵的东西，要想叠得方方正正却很是不易。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出操，然后是洗漱、叠内务。战友们或用手捏，或用腿压，或用小木板夹，想方设法，要把被子抠出形来，确保有棱有角。尽管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我觉得自己只能算勉强及格。
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另一件事就是投弹。我的臂力是有的，与人掰手腕也是赢的居多，可是投弹却不得要领，总是甩不远，也只是勉强及格。实弹考核那天，我们站在山上的掩体里往山下投掷手榴弹。不料，一位战友在拽掉拉环之后，也许是过于紧张，脱手把手榴弹丢到了掩体内。站在一旁的连长见状，手疾眼快，连忙摁着那位不知所措的战友卧倒，手榴弹随即在掩体内爆炸。连长的头部被炸伤。连长很帅，沈阳炮兵学院毕业，叫张焕伟。见此情景，我们很是担心，所幸连长伤势不重，治疗一段时间就好了。
二
1990年6月，3个月的训练结束后，新兵连的战友被分配到不同单位，我被分到十一连二排六班。我们部队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野战部队，曾经入朝作战，参加过粉碎敌人“秋季攻势”、反细菌战和战术反攻、上甘岭战役、夏季战役等。
在传统上，解放军肩负着“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和劳动生产。和平时期也是如此，除了日常训练外，我们也参与一些地方建设工作。下到连队不久，我和战友们就接受了施工任务，先后参加了沈大高速公路防护网安装、辽化厂区清洁、铁路通信电缆敷设。
沈大高速公路，是辽宁省境内的地方高速公路，就是今天的沈阳—海口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段，全长375公里，是中国大陆兴建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被称为“神州第一路”。经过6年多建设，于1990年9月1日正式通车。我们参与的是其中的辅助性工作，就是给高速公路两侧敷设防护网。每天早饭后，战友们带上锹和镐，坐着大解放来到工地，刨坑，栽桩，安装网片，晚上再收工回去，完成了灯塔立交桥到辽阳立交桥之间的路网封闭工作。
从夏天开始，我们又承担了沈阳铁路局辽阳电务段通信光缆敷设工作，把电缆沟从辽阳挖到鞍山。因为距驻地较远，连队有一阵子就住在旧堡，早饭后出发去工地，傍晚收工回来，有时也坐火车往返于汤岗子和旧堡之间。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洒下了我们青春的汗水。
三
连部文书、通信员年底就要退伍，我被提前安排熟悉文书岗位工作。平时我住在排里，到年底文书复员，我才搬到他原来的宿舍，和副连长、通信员同住一室。副连长谈吐诙谐，写得一手好字。老文书是88兵，叫罗成国，朝鲜族，很腼腆。他给我传授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热情而周到。比如说，打扫卫生的时候，要先擦桌子后扫地，这样免得扫完地之后再擦桌子，又要把地面弄脏了。
连部文书这个岗位，全称叫“军械员兼文书”，主要负责管理军械、人员资料、报表等工作。文书管理着两个库房——军械库和包库。军械库存放着连队的枪械，我管理很用心，严格按规定保养，室内一尘不染，井然有序。手枪、冲锋枪分解后，把零件混在一起再分拣组合，我能够闭着眼睛完成操作。包库主要存放全连战友的个人物品，这些物品都放到包里，存于包库。公用的军大衣之类，也存在包库，我都叠放整齐。按规定，包库每周只开一次，有时战友们想取东西，来找我，但是不到开放时间，我也坚决不开。现在想想，那时就是一根筋，丝毫不知变通，把战友们气得够呛，并且后来也做了不少错误而不自知的事。
当兵要站岗值班，文书要排值班表。我就按照花名册上每个班的顺序轮番排岗。日常值班一般是单人单岗，两小时轮换一次，每天如此。按常理，夜里睡得正香之时，被人叫起来值班，惊醒好梦，难免不爽。有个老兵对我说，过不几天就要复员回家了，别给排夜班啊。可是总得有人值班啊，我依然按顺序排班，以至于有一次惹得一个老兵借故要打我，幸亏被班长拦住才作罢。我知道自己得罪了人，但却认为这样做理所应当。
还是因为排班的事，差点酿成大错。有一段时间，除了连队的常规值班，我们还要去弹药库站岗，而且是双人双岗。有一天晚上，我把值班表交给值班员不久，就听见一个战友骂了一声，我心里很窝火，但没说话。由于那位战友站岗的时间，正好是全连晚间“追剧”之时，而且，他好几次站岗都赶上这个时段，扫了兴致，可能认为我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以致骂骂咧咧不止一次。我感到生气，也感到委屈，决定“教训”他一下。于是，在他换岗的时候，我代替别人去接岗，要去找他的茬。那是个冬天的晚上，天很黑。我和另外一位战友来到岗哨，交接过枪枝，点验过子弹之后，我顺手照着那位战友的脑袋“咣咣”来了两下。他承认不该骂我。我当时一时快意，并没有考虑这是一种严重违纪行为。他回连队不久，副连长就打来电话，问了问岗哨的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并没有提刚才的事情。我想，副连长肯定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第二天，连长、指导员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向那位战友诚恳道歉，彼此和解。他由于身体不好，当兵一年就病退回家了。
四
转眼到了年底，老兵复员，新兵入营。指导员调走了，九连副连长前来接任。新来的指导员姓初，爱人是大学教师。他带来一本书，是何光先的《报海学艺》。这本讲新闻业务的书让我爱不释手。像我这样视野狭隘且乏人指点的农村青年，所得知识主要来自父母，来自老师，来自书本，来自生活，并由此形成朦胧的认识和理想。我以前就爱看关于写作方面的书，也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当兵不久，从绍兴鲁迅纪念馆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工作之余，就是看看书，写点东西，节假日几乎不曾外出逛街，如此自得其乐。记得有一次过生日，叫了几个要好的战友到宿舍来，每人念了一首诗，算是庆贺，并无蛋糕或其他任何东西。而《报海学艺》则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更加激发了我对新闻工作的向往。当然，我那时离“新闻”还很远。
指导员很信任我，正常工作之外，也交办一些个人事务，后来把连队的粮库也交给我管。即便如此，我也有不给他面子的时候。有一次，指导员想要一点枪油擦自行车，我拒绝了，觉得用擦枪的油擦自行车，有点浪费。粮库存放着连队的粮食和豆油，本来归司务长管，现在却让我管，就是信不过司务长的意思。我只是个普通战士，忠于职守固然没问题，但这样也带来一些不便。记得有一次我去机关办事，到了做饭时间还没回去，炊事员无法取粮做饭，只好跑到机关来找我。
入党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愿望，但当时觉得即使论资排辈也还轮不到自己，先把工作干好再说。出乎意料的是，指导员却让大家投票选出积极分子，我由于票数领先，遂成预备党员，此时我入伍正好整一年。我知道，入党并不意味着成就，也不意味着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人无完人。指导员是个率性之人，不免有偏狭之处，有时他会这样对我说：“文书是指导员的胳膊腿儿，假如我和连长有矛盾，你要坚决站在我这边。”我不善于回答这类问题，现在已记不清当年是怎么应承的。后来开党员会议，在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我给指导员提了一大堆意见。把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不满意的，甚至是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都拿到严肃的会议上来，对指导员可能是一个打击或者伤害。但在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只是心直口快，说而后已。现在想来，不胜愧疚。
后来，我调到营部做文书，虽然仍在同一栋楼，但和指导员见面就少了，他在我们连的工作并不顺利。连长调走之后，指导员改任连长，后因工作方法问题被降到另外一个连队任副连长。尽管遭此挫折，后来我去看他时，好在他并不灰心。
五
到营部之后，经营长介绍，我认识了辽阳日报记者叶为民。这位仁兄是跑政法口的，朴实而勤奋，彼此印象很好。相熟之后，他有时约我一起采写新闻，有时让我到报社帮忙编辑稿件，我这才算是正式接触新闻工作。他常夸我：“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我虽听了高兴，却丝毫不敢飘然。我只是一个写作爱好者，写东西固然是一种乐趣，有时侥幸发表一些小诗或散文，无足称道，但自己对写作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有时熄灯号响了，刚刚躺下准备休息，忽然想起一句话，感觉不错，就立即爬起来，(熄灯之后不可开灯)摸黑找出一张纸，以左手为尺估算行距，右手记录。跟我熟悉的战友知道，对我来说，“废纸”都是有用的，上面说不定记录着什么“灵感”。
当时，辽阳日报头版有一个栏目叫“昨日新闻”，以简短的文字及时报道当地最新动态。我那时正是热情似火的时候，写东西不拘长短，而且作为门外汉，也不管选材和取舍是否精当，哪怕是一句话新闻，也尽量送到报社去，坐等第二天见报。当时因条件所限，通信尚不发达，也没有手机和电子邮件，投稿的话，要么邮寄，要么发传真，要么送到报社去，偶尔，我也会用营部的电话打到报社，请编辑部帮忙把消息记录下来。为了把握起见，我一般是把稿件送到报社。应当感谢辽阳日报，不但发表了我的诗歌、散文，也给我提供了新闻成长的最初园地。
在部队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的时候，认识了王雷生，此兄擅长写诗。后来又调到我们营，共同的爱好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生活、工作上给了我诸多帮助。
工作中也会写一些总结报告和经验材料。有一次，教导员交给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份经验总结，我揣摩半天，连夜完成任务。后来教导员告诉我，全旅只有我们营的材料过关了，我听了甚感欣慰。是读书、写作给了我乐趣，给了我营养。
大约四五年之后，到东北军企报社办事时，遇到一个编辑，是南京政治学院毕业的，说他只写深度报道，从不写“豆腐块”。闻听此言，我好久没有再写短文章。但我迄今认为，短文章要想写得好，也要有很好的功力。很少有人出手即成大家，对于新手来说，更是不必拘泥。
六
到部队两年多，我一直没有探家。大约1992年春，父亲来队，我才知道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年前，因邻里纠纷，母亲被人砍伤头部，父亲四处告状，一直没有解决。家里也瞒着我，直到这次父亲来队我才知情。我投书法制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社及李长春省长，报社发函给县里，省长亦作了批示，但事情仍未解决。后来我才若有所悟，老百姓的冤情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是不知道找谁，只好四处乱碰;二是即使越级上告，上级的批示最终还是落到最初那个经办人之手，他给你拖着、捂着、瞒着，甚至给上级写假汇报，欺上瞒下，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7月，我休假回乡探亲，部队出于关怀，派两个人与我同行，督办此事。这两个人，一个是政治部保卫科的徐干事，一个是营部的李助理。徐干事比较瘦，眼大无神，像大烟鬼;李助理略有点胖，为人随和，我俩平时住在一个宿舍。他们和我一路奔波，从辽宁跑到河南，下车后先到家里问了一下情况，二人未多停留就去县城了。
后来，我和父亲来到县公安局，见了经办人。经办人让我签字，并说以后不要再上告了。我认为当事人应该是我父亲，但我还是签了字。这次探家，我订了婚，随后很快返回部队。这场官司在我返回部队后以对方赔偿400元钱了结。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屈死不告状”，以前我也信奉这样的观念，对打官司的事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老百姓肯定有老百姓的无奈。和很多人一样，我一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能忍则忍。可是这一次，母亲被人伤害，我不得不申诉。后来我想，如果部队不派人来可能会更好。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得到多少赔偿才行，而是其中另有隐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回部队之后，原本准备调到宣传科报道组的事，没了下文。我把这归咎于父亲，丝毫没有考虑这场官司的具体情况，认为一切都是他多事所致。气愤之下，我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极其不敬的信，对他痛加指责，并声称断绝父子关系。我真实的想法，是希望他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再打官司。毫无疑问，父亲收到信后一定是痛心疾首，暴跳如雷。
年底我没有复员，跟营长申请去带新兵，不再做文书，打算带完新兵考军校。就像我初入军营一样，如今，我也要带领新战友进行为期3个月的训练。我一开始比较松，后来又太严，有一个顽皮的家伙受不得约束，两次逃离部队，我们又把他从亲戚家找了回来。我怕承担不了他再次逃跑的责任，就请领导安排一个更亲和的人来带他们。那时，距训练结束已经不远。可惜，在我离开不久，他还是被部队退回了原籍，因为无法适应军营的生活。
有一次，在训练时，遇见十一连新来的指导员，他说：“你不复员回家，待在这有啥意思?去年旅里让你复员，营长、教导员说你不容易，把你保下了。”这指导员姓王，原来是组织科干事，因为我经常去机关帮忙，彼此都很熟，但他说的话，我闻所未闻，似懂非懂。
七
辞别新兵连，我不打算回营部去，要求到炊事班当炊事员。
到了军校报考时，营里说我的档案有涂改，不能考军校。我这才想起，当初填写入伍登记表时，镇武装部的同志说，把年龄改小点，(这样万一第一次考不上军校)可以多考两次，说完随手在出生时间上画了一杠，写了一个新的年龄。不料竟致如此结果。这不能怪人家，因为当时自己也很高兴地接受了。眼前的结果，显然是对这次不诚信行为的惩戒。此时，老教导员已经转业，新来的教导员姓李，质问我说：“你当文书的，怎么能私自涂改自己的档案?”我哑口无言，无从解释。因为我经常去军务科帮忙，确实有很多机会接触自己的档案。教导员说：“你是党员，要听组织安排，现在需要你回到营部，做宣传报道。”我言不由衷地说，自己想学厨师。他说要“研究研究”，此后再无下文，我肯定也没有再问。
营部炊事班有两三个人，平时有三十来人就餐。待大家吃完饭离开，把餐厅收拾完毕，其他人都不在的时候，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思前想后，感觉进退无凭，不知前方的路在哪里，不由得暗自伤心起来。
绝望之际，经王雷生引见，我被调到集团军企业管理局，离开了原单位。
八
部队企业管理局，顾名思义，就是管理部队企业的机关。其实，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古已有之。从汉代的屯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都属于军队生产经营性质，只不过内容相对单一。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缓解军费供需矛盾，军队生产经营发展较快，并进一步泛化，由此引发的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军委最终决定将其从军队中剥离出去。企业局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我调到企业局的时间是1993年7月，所在部门是企业管理处。本处一共六个人：曹处长、刘助理、钟助理、王雷生、司机小赵和我。处长曹昭进是写公文的好手，作风严谨，工作细致，爱好书法、下棋。他像兄长一般，给予我很多关照。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和雷生兄一起采写厂史厂志。集团军企业局所属企业包括铝制品厂、果酒厂、药厂、煤矿、宾馆、房地产开发等，分布在东北三省，我们的足迹也遍及北至密山、南至大连的白山黑水，相当于作了一次全面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厂史厂志。遗憾之处在于，这些资料过于粗线条和表面化，而且事后一位厂长告诉我，个别当事人提供的数据是有水分的。
筹办年度生产经营会议是局里的一项重要工作，各个处室都要参与。我们也不例外，积极协同进行会议材料准备、场地布置。机关对文字材料的要求是严格的，除了内容的准确，还要保证其整洁美观。有一次，一个战友复印资料的时候，因为原件本身效果不太好，复印出来的材料黑乎乎的。刘助理看见了，说这样是过不了关的。他教那位战友用小刀把文件上模糊不清的阴影刮掉，然后重新复印，效果就好多了。我认识到，工作中要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养成好的习惯。
这年12月，我第二次探家并完婚。又听到一个出乎预料的消息：县公安局的经办人背后嘲笑部队去年派来的人，说是塞给他300块钱就打发了，而且那人答应把我从部队赶回家。这是公安局一个同情父亲的人告诉他的。联想到王指导员说的营长、教导员保我的话，又想起教导员转业前在纪念簿上给我写的留言，大意是说，人生会有坎坷，甚至会遇到别有用心的人的陷害，云云，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因家事给组织添麻烦，本已愧疚，不料，却来了一个见小利而忘大义之辈，而且回到部队又暗作文章。看来，这只能怪自己不会来事。
九
随着军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集团军企业局更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辽阳企业管理局，人事上也有了很多变化。所属企业经营情况各不相同，有赢有亏。新成立的局机关政治处、审计处、劳动人事处的处长，甫一到任即被下派去扶持亏损企业。实际上，有的企业已无力维持生产，即使去人扶持，也难以扭亏，最后只好出售或关闭。
企业管理处的人员业已分流：刘助理出任煤矿矿长;钟助理调入审计处;我被调往四平不久又被调回;王雷生到新成立的劳动人事处，由于处长平时不在机关，其实就他一个人在处里唱独角戏。1995年底，雷生兄转业，我接手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所属企业工资审批、技术职称申报和评审、劳资数据统计上报及上传下达等。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了军队生产经营系统清产核资数据统计和上报。这项工作是在手工统计的基础上录入计算机。在进入劳动人事处之前，我短期做过几天打字员，算是较早使用打字机、计算机的，这为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我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全员劳动合同制在地方推行数年后，开始在军队生产经营系统进行宣讲、推行。
实际上，军队生产经营当时处于渐趋收紧的阶段，关停并转工作逐步推进。早在1989年11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军委主席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已指出：“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1997年，随着某大单位部队财务结算中心特大非法集资、放贷案的破获，全军又陆续查出多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面对军队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军委强调必须加快清理整顿生产经营工作的步伐。是年9月，同属沈后的辽阳、锦州、大连三个地区局，合并为大连企业管理局。我亦同曹处长等人前往新成立的大连局，先在劳动人事处工作，后转任办公室保密员。
1998年7月13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接着，全军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又于7月22日召开。江泽民同志正式向全军宣布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至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共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经营活动全部停止;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规定进行审查核定，至此完成了1998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任务。(见《张万年传》，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7月版)
这年，我参加辽宁省成人高考，被中国新闻学院录取。在朱洪田局长等人的支持下，于9月7日进京读书。
十
时光风驰电掣，不肯稍作停留。我自1990年3月入伍，到2000年底正式办理转业手续，军龄10年又9个月，其中有两年在外上学。
正如人们所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大学校。我走出校门，步入军营，成为普通一兵，在这里，接受部队的训练和组织的培养，并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结下深厚的情谊，他们给我以无私的帮助，并以其优秀品质影响着我。深情厚谊，不一而足;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在这里，我努力工作，认真磨练，并学习不辍。曾获辽阳市委征文比赛一等奖，数次被评为军区生产经营系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并立三等功。在这里，我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接受了组织纪律性的锤炼，养成了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韧的品质。
诚所谓“在我们了解什么是生命之前，我们已将它消磨了一半”，人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认知和性格局限的过程，我深知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有很多。离开部队转眼已20多年，我依然走在自我完善的路上。
2021年8月11日，于北京
作者李坦辰系金融管理杂志社总编辑
